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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征到行动---意向性的自然主义进路(续三)

归档日期:05-24       文本归类:多带图灵机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吴老师爱美食,有好吃的就能找到他,有几次出去“打猎”,不时会猎获一些排骨等,常常是我们还未炖好,吴老师就到了,当然出于礼节,不时带上一瓶法国红酒往往是必不可少的...酒足饭饱之后我们一般是不会与他辩论的,自知之明:此时的吴老师是万万惹不得的,否则一旦他的青筋暴起,后果会不堪设想...】

  认知科学兴起之后,心智哲学特别是意向性问题讨论的方式又有什么变化呢?大体来说是经历了一条自然主义的进路。也就是说,许多心智哲学问题被放在自然科学的背景中进行研究,“认识论成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成为自然科学的一章”。心智哲学的许多问题用自然科学来加以解释,意向性也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着。在此我们先讨论认知科学的发展及其与心智哲学和意向性的关系。

  2000年,为了弄清楚在新世纪哪些学科是科学的带头学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商务部(DOC)共同资助了50多名科学家开展了一个研究计划。经过考察论证,他们的结论是NBIC,也就是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al technology)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并且,他们特别强调认知科学在这些带头学科中的先导作用,说:“聚合技术(NBIC)以认知科学为先导,因为一旦我们能够在如何(how)、为何(why)、何处(where)、何时(when)这4个层次上理解思维,我们就可以用纳米科技来制造它,用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来实现它,最后用信息技术来操纵和控制它,使它工作。”可以这么说,认知科学是新世纪科学的基础之基础、核心的核心。人类对于探究心智的渴望,试图揭示认知秘密的决心昭示着认知科学的光明前景。可以说,在21世纪,如果不做认知科学的研究,或者不与认知科学相结合,不仅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脑与神经科学无法深入发展,其他传统学科也无法深入发展,因为这些学科的深入发展都依赖脑与心智的开发,因而与认知科学相关。因此,什么是21世纪科学技术的制高点?是认知科学,是人工神经网络,是智能机器人,是具有个体认知特征的智能生命。

  虽然认知科学的地位如此重要,但是由于它产生时间不长,正处于发展阶段,加之它是多学科交叉合作而产生的新学科。因此,人们还没有认知科学的确切的、公认的定义。对于它的性质、研究对象和范围,甚至是发展过程和阶段,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意见层出不穷,莫衷一是。即使是权威的、全面的《MIT认知科学百科全书》也似乎讳忌这个问题,有意回避之。在它对认知科学各种概念定义的471个词条中,偏偏就找不到对“认知科学”本身的定义。

  认知科学是连接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脑神经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新学科。它试图建立人脑是如何工作的理论。大部分认知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是把人脑视为计算机一样的符号处理系统,也就是信息处理系统。[1]

  认知科学被标准地描述为这样一种新的研究分支:在对接收、存储、表征和处理“信息”(甚至“知识”)的系统——它们能被称为“智能的”——进行研究时,结合心理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哲学和语言学进行研究的分支。计算机和人脑被认为是这样的智能系统的范式性例子,其主要任务是解释像感知、记忆、学习和智能行为这些认知过程在这样的系统中是怎样可能的。[2]

  认知科学是关于自然的和人工智能的跨学科研究。在理智(intellect)研究的领域,认知的性质通过实验认知心理学的方法和计算心理学的理论模型而得以考察。认知的科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实验心理学和人工智能。前者研究构成人的智能的认知过程,后者研究智能系统的认知。……对认知的这些探讨作为统一的认知科学加以考察。[3]

  1978年10月1日“认知科学现状委员会”递交斯隆基金会的报告这样定义认知科学:“关于智能实体与它们的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它包含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和神经科学,它们共同的目标是“发现心智的表征和计算能力以及它们在人脑中的结构和功能表示。”[4]

  1993年在华盛顿,美国科学基金会组织了一次有30个大学约100位专家参加的认知科学会议,会上对于认知科学有一致的看法:“认知科学是研究人的智能(intelligence)、其他动物的智能及人造系统等智能的科学。”研究内容包括,感知、学习、记忆、知识、语义、推理、语言、注意、意识及思维等。

  从这些大同小异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一般都承认认知科学是跨学科的研究。认知科学主要包括六大学科,即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人类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研究的是认知过程,是关于智能的研究。因此,在这样一种既有分歧又有共识的情形中,我们还是暂且用《认知科学指南》中对认知科学带有疑问性的界定。把它当作一个问题,先考察认知科学的发展,再回头看看什么是认知科学,这样处理可能较为妥当。《认知科学指南》是这样界定认知科学的:“认知科学是认知以及它在智能活动(intelligent agency)中作用的多学科的科学研究。它考察什么是认知、认知做什么以及认知如何做。”[5]很显然,这样的定义是含糊的。哪些事物算作是智能体?哪些学科算作是认知科学?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人们又是怎样发现什么是认知、它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因此,我们不妨撇开概念框架问题,谈谈认知科学的历史。

  但是,对于认知科学的发展阶段的划分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认知科学科学经历了前人工智能时期、经典符号处理模型时期和联结主义兴盛时期。有的学者如拉科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认为,认知科学可以划分为第一代认知科学和第二代认知科学。第一代认知科学是脱离身体的,基本上以传统英美哲学关于理性和心智的概念为前提,致力于符号运算的研究。第二代认知科学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心智哲学,强调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我们根据认知科学的实际发展历程和它各自所强调的重点,大致地划分为这么三个阶段:认知科学的孕育产生时期、认知科学的成熟时期和认知科学的认同危机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大体是前人工智能时期。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强调认知的计算模型。第三个时期,由于认知神经科学的复兴,无损伤技术手段,如事件相关电位(ERP)、肌电图(EMG)、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ET)、CT和功能性磁共振脑成像技术(fMRI)的出现,使研究者可以直接观察到大脑活动的区域及特点。加之一些新学说的提出,人们对于经典的物理符号系统模型提出质疑,认知科学没有了统一的纲领,陷入了认同危机。到目前为止,认知科学主要出现了四种大的理论体系:物理符号论、联结理论、模块理论和生态现实理论。

  要追溯认知科学的起源是困难的。认知科学家普遍达成的共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数字计算机的发明和心理学、语言学与哲学中对行为主义的反叛是认知科学产生的直接诱因。

  认知科学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没有明确的出生日期。乔治·米勒(Miller, G. A.)把1956年作为它产生的年份。在此之前,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都作了许多准备性的工作。试图发展智能机器在认知科学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早在1936年图灵(A.M. Turing)就提出建造一台抽象的万能机器——“图灵机”——的设想。图灵机蕴含着“作为计算的思维”的深刻思想,表明机器操作符号而完成形式化的计算模型的实现。计算模型包括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作为计算的认知原则,也就是说,认知过程都可以表征为一个可计算的函数。另一个原则是,认知计算能够在某些真实的机器上完成。这进而又产生两个问题:计算机能思维吗?大脑是计算机吗?为此,图灵1950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计算的机器与智能》,提出图灵测验来回答机器是否能够思维这个问题,从而被认为界定了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并提出了认知科学的纲领。把图灵机设想具体化,设计出真实的机械装置,这个任务是由冯·诺依曼(von Neumann)来完成的。这个时期人工智能研究的特点是以控制论和信息论为基础。控制论是维纳提出的,它要说明智能体是怎样通过信息反馈来调节自身行为从而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信息论是香农提出的。诺依曼正是利用这些理论来完成他的设计的。人们通常把以诺依曼机器为技术基础的人工智能称作为好的老式的人工智能GOFAI(Good Old Fashioned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后,纽威尔(Newell)和西蒙(Simon)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物理符号系统假说(PSSH),给出了认知计算模型的形式表达。1956年在荷兰达特茅思(Dartmouth)召开了人工智能研究讨论会,标志着现代人工智能的开端,也标志着认知科学的正式确立。

  在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领域,人们是从反叛行为主义开始“认知革命”的。塞尔在论及认知科学的起源时说:“关于认知科学更多有趣的东西是,它在美国理智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是行为主义的对立面。它急切地表达了试图进入心智来研究认知过程,而取代仅仅研究对刺激的行为反应。它从认知心理学那里成长,但它需要比在心理学系可利用的还要多的来源。正式的理念是认知科学是关于心智研究的这样一种分支:它在行为主义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或试图取得成功,它试图研究心理过程内部的内容。”[6]行为主义是1913年华生开始提倡的,它不主张从精神上来分析心智,转而关注公开的行为,发现其规则。对行为主义有许多异议,最重要的异议是认为它忽略了内在的心智现象。我们通常认为我们的行为是由于内在的心智状态引起的。而行为主义认为只要考察行为或者是行为倾向就可以了解人们的心智,这与常识是相悖的。针对这一缺陷,斯马特和普雷斯提出唯物主义的同一性理论,主张心智状态是与大脑状态同一的。在认知科学诞生时期,同一性理论是哲学家提出的主要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同一性理论似乎不能很好地与认知新道路的主要特征相符合:如果心理状态等同于大脑状态,那么特别的心理状态局限于与它相似的大脑组织上,而许多认知科学家对于同一种认知状态能够出现在不同的脑区或者中枢神经系统感兴趣。于是普特南在1960年代提出了功能主义,主张心智状态可以多重化实现,认为可以借助心智状态与输入的刺激、其他心智状态的以及外部行为的因果关系来定义心智状态。功能主义通常被这样表述“心智之于大脑正如计算程序之于硬件”。功能主义适合认知的发展,因而受到许多哲学家的欢迎。他们认为它提供了心身问题的认知主义解决方式,非常合乎认知科学的核心思想,也就是最好从与数字计算机相类比的角度去观察理解心智。但是,普特南的学生福多提出一个问题:认知的满意理论看起来是什么?在《思想语言》中,他提供了最详尽的答案,其核心是思想语言假说:要成为一位认知主义者,就是要拥有一个句法上建构在头脑中的符号系统,它能够处理对于结构敏感的程序。认知,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从最简单的物理刺激感知到最复杂语言的语法判断,都包含与句法相符的头脑中的操作。这个原始的、先天的头脑中的符号系统通常被称为“心素”(mentalese),它们用似句子结构的句法相联结。

  在心理学中,奥斯古得(C.Osgood)对行为主义提出质疑,认为人类具有符号处理能力,人具有内部表征世界的能力。在上个世纪50年代,大多数心理学家接受了中介主义这一概念。所谓的中介主义,就是在刺激与反应之间还有一个过程,他们把这个过程设想成大脑中枢内的活动,从而进一步抛弃了行为主义。另外,布鲁纳(J.S.Bruner)进行了“知觉的新观察”研究,把知觉分析成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过程,认为知觉者的社会背景对知觉具有很大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对行为主义的冲击,对认知科学特别是符号处理模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提出“符号性功能”概念,认为符号具有“象征”功能和“信号”功能,这使儿童的内化思维成为可能,从而为认知科学的符号处理模型提供了基础。此外,皮亚杰把认知理解为符号的运算,这简直是认知科学符号处理模型的先声,直接启迪了物理符号系统的产生。

  在语言学领域,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可以说给行为主义致命的一击。他对行为主义者斯金纳的《言语行为》的评论是认知科学发展中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他持语言获得的天赋理论,认为人们只要根据内部语法规则就可以获得语言。语法规则是人类心理过程的组成部分,这种规则可以使人们组织语言要素产生新的句子。这样就克服了行为主义忽视内部状态的弊病,同时也为认知科学的符号处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因为符号处理也像语言一样是受规则支配的。因此,黧黑给予乔姆斯基高度评价:“乔姆斯基的思想对心理语言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它迅速而完全地使行为主义者的研究(不论是主张中介的行为主义者还是斯金纳派的行为主义者)黯然失色。许多心理学家由此相信他们的行为主义观点是错误的,因而沿着乔姆斯基派的路线向他们自己提出一项重新进行语言研究的任务。”[7]

  如果说认知科学诞生于50年代后期,那么它的成熟阶段是在1960-1985年。这个时期,认知科学建立了制度性的框架,一系列的精致化工作得以进行,哲学在其中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随着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形成,计算机发展为能够更一般地处理任何一种符号和进行任何一种信息处理的通用机器。在这种情势下,20世纪50、60年代形成了认知心理学,这是一门以“信息处理”为核心的学科。1967年,奈塞尔(Neisser)出版《认知心理学》一书,认知心理学于是获得了正式的名称。随后认知科学也得到了它应有的称号。朗盖特·希金斯(C.Longnet-Higgins)在1971年最早使用“认知科学”一词,20世纪70年代后期渐趋流行。1975年,“斯隆基金会”(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系纽约市的一个私人科研资助机构)开始对认知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计划给予支持,该基金会的资助一直持续至今。这对于认知科学这门新科学的制度化起了重要的作用。普特南也认为:“似乎在我看来,认知科学真正开始于被斯隆基金会给予资助的那个会议。在一定意义上,斯隆基金会创造了认知科学。”[8]1977年,题为《认知科学》的正式期刊出版。1979年认知科学召开了第一次正式的年会。此后一系列的认知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布鲁纳在哈佛社会学系,米勒在哈佛心理学系,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它们学术的亲缘关系,一起开了一门“认知过程”的课程。1960年他们设立认知研究中心,由卡耐基公司资助,1967年米勒去洛克菲勒大学,1972年布鲁纳去牛津大学,中心于是解散了。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纽威尔-西蒙-肖的逻辑理论家是唯一起作用的纲领。而在1960年和1970年代便得到迅速发展,纽威尔和西蒙在卡耐基-梅隆学院、明斯基(Minsky)与麦卡锡(McCarthy, J.)在MIT、麦卡锡1962年离开MIT到斯坦福创建了AI实验室。纽威尔、西蒙等人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提出经典的认知科学纲领——“物理符号系统假说”。它认为任何一个系统,如果它的功能表现出智能,它必须能执行下述6种功能:输入符号、输出符号、存储符号、复制符号、建立符号结构和条件性转移。反之,任何系统,如果具有所述的6种功能,这就表现出智能。西蒙甚至把此阶段的认知科学概括为: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符号处理模型也遭到了批评,特别是来自哲学上的批评,即使在它处于鼎盛时期也是如此。从1970年代起,丘奇兰德夫妇反对将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分开,他们赞同同一论而反对思想语言。德雷福斯和塞尔批评认知主义,德雷福斯认为许多自然认知不是用符号来表征的而是由于环境。要从事认知科学,人们必须要有具身的系统而不是句法的过程。塞尔提出著名的“中文屋论证”,认为符号不是认知,它不具有内在意向性。针对这些问题,认知科学家们也积极做出回应。奎连(Quillian)提出“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的计算机程序、香克(Schank)提出脚本(s),明斯基(Minsky)提出框架系统(frame systems),魏曾鲍姆(Weizenbaum)提出ELIZA等策略。

  80年代后,认知科学朝两个方向发展:在纵向上朝脑科学发展;在横向上朝环境方面发展。这些发展引起了认知科学的认同危机。80年代由于下列原因导致传统认知观点——符号处理模型受到挑战:(1)60年代及70年代走下坡路的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有了复苏,鲁梅哈特(D. E. Rumelhart)和麦克莱伦(McClelland, J. L.)提出并行分布式处理(PDP)。(2)认知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3)人们认为对于智能的研究应从系统的角度考虑,提出情境人工智能(situated AI)。如布鲁克斯(Brooks, R. A.)发表“没有表达的智能”与“没有推理的智能”等文章,采纳控制论(Cybernetics)中的一些构想,强调智能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20世纪40年代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是联结主义的先驱。早在1943年麦卡洛克和皮茨就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神经活动中内在观念的逻辑运算》一文。尔后,罗森布拉特(F. Rosenblatt)发明“感知器”正式开始神经网络的研究。但是在1969年,传统认知观点的代表人物明斯基和帕佩特(S. Papert)出版《感知器》对神经网络理论进行了攻击,从而衰落。80年代神经网络重新兴起,被称为联结主义或PDP,1986年鲁梅哈特和麦克莱伦出版《平行分布式处理:认知的微观结构探索》。联结主义强调认知是从大量单一处理单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认知过程中的许多步骤是同时发生的,它们由于网络中的连接结构而联合在一起。联结主义者认为信息不是储存在特定的位置的,甚至“表征”这个概念在他们那里都没什么用处,在网络中不存在什么项目的表征。

  神经网络理论的复兴引起福多和派利夏恩等人的不满,他们反对说联结主义的神经网络不能运用于思想的生成性和系统性的说明,不能运用于联结句法和语义表征的系统。近来,神经网络模型提出“动力系统理论”(DST)。

  过去30年来,认知科学家从认知科学的计算模型转移到认知神经科学模型这是认知科学中最重要的发展。这说明大脑作为认知的基础已经取代数字计算机作为认知的基础,我们将神经生物学的大脑看作是认知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从这个转变中,我们可以预测21世纪的认知科学的3个趋势:(1)在研究内容上,环境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将会突显出来;(2)在研究层次上,更加重视多层次的跨学科整合;(3)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多地采用无损伤性实验技术。

  从认知科学的发展概况我们可知,上世纪70年代认知科学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回答什么是认知,认知做什么和它如何做这些问题。答案分别是:认知是头脑中信息的处理;它是行动者展示智力行为,这些行为以解决问题或者理解句子这样的活动表现出来;它像计算机一样,信息用符号表征的形式操作规则来编码——很像程序语言中的算法。认同危机后,三个问题有了不同的答案。认知是怎样进行的?答案是,如果不能超越计算机隐喻,处置人类实际怎样行动的信息是很困难的,即使像框架(frame)和图式(schema)那样丰富信息的结构也不足以理解人类认知的流畅特征。关于脑如何通过神经网络运作的知识逐渐提供了理论模型的基础。认知做什么?答案是,回归环境和身体,使注意力重新聚焦于认知如何帮助实在世界中的生命生存繁衍。什么是认知?原来的“行为者头脑中信息的处理”这一答案从三个方面得到修正:(1)强调中介行动和具身的、情境的和分布式的认知。(2)扩大认知系统的界限,以便包括世界的各部分。(3)更多地注意脑,认知科学家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心理生活方面,诸如情感和意识。

  从认知科学的发展,我们看到,认知科学是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学科,其中的哲学可以说是从其起源到兴盛都是不可或缺的。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哲学的作用被一些认知科学家所忽视[9]。加利福利亚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威伦斯基(R. Wilensky)就认为认知科学不需要哲学,一旦他们能用计算方法研究知识、理性和表征,哲学分析便没有必要了,他称哲学家们“是一个滑稽的群体”。2002年11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关于认知科学哲学问题的讨论中,AI专家就表现出对哲学的不屑一顾,声称哲学对认知科学是毫无必要的。其实,这些看法是极为错误的,认知科学家本身就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美国认知科学家加德纳(H. Gardner)就曾说过:“一些认知科学家认为,经验研究的兴旺发达使哲学变得毫无必要,既然科学能够解答哲学的问题,那么哲学还有什么事情可干?但是我还要说,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我认为,那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哲学家提出某些问题,经验科学家起而试图解答它们,然后哲学家和经验科学家合作,阐释结果,并且提出新的研究课题。”[10]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辩证过程。

  认知科学对心智哲学的影响可以表现为这么几个方面:第一,认知科学把人的心智的各种心理过程看作是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统一的过程。认知科学强调人与环境的信息交换和控制,在信息反馈的基础上来说明行为,这就突破了内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局限。使我们在研究心智问题时从有机体与环境相统一的视野出发用统一的概念框架来进行分析,避免了一些概念上的纠纷。

  第二,认知科学把智能系统(人工的和自然的)内在的工作过程看作是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从而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对心智的工作原理和内在过程进行描述、刻画、分析和模拟。认知科学的信息加工模型揭示了心理现象内在信息的加工过程,使心智哲学的含糊的心理术语变成具体的原理,使纯思辨的哲学内容具体化。

  第三,认知科学关于智能系统是物理符号系统的基本假设论证了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控制论的心智模型,开辟了用计算机模拟人的心智的新时代。物理符号系统假说符合分析哲学的传统,怀特海曾经提出把人的心智过程看作是符号的指称和操作的过程;认知科学把神经网络看作是逻辑计算机,这一想法是莱布尼茨思维即计算思想的具体化。

  第四,认知科学广阔的题材丰富了心智哲学的讨论内容,使心智哲学的传统问题得以更为细致的分析,同时心智哲学也吸收了认知科学中的许多研究方法。

  第一,为认知科学提供基本的概念和思想基础。在心智哲学研究的许多方面,如知觉、意识、行为、概念等首先是由哲学家开始的。在认知科学的研究中哲学家也发挥重要作用,如福多提出模块论为认知科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第二,审视和反思认知科学的基本假定。对于认知科学来说,每一个探索心智的专门理论都是依据一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假设的,他们构成了整个认知科学的基础,尽管他们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检验。因此,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一是要澄清基本假定本身;二是要反思和检验这些基本假定中存在的缺陷;三是建构认知科学所需要的概念基础;四是要通过这些工作使认知科学的基础问题得到澄清。

  第三,澄清并检验认知科学的基本问题和命题。哲学家对于心智的意向性、心身问题、认知的本质的讨论都是一种哲学的分析活动。哲学家对心智问题上的二元论、行为主义、功能主义以及表征计算主义的批判反思有力地促进了认知科学的发展。因此,没有认知科学的哲学是空洞的,没有哲学的认知科学是盲目的。

  第四,整合认知科学的不同理论。典型的表现是哲学家兼认知科学家萨加德的工作,他将认知科学不同概念和不同理论进行整合研究,形成了综合式唯物主义,即主张计算、神经生物学和意识经验的理论综合。

  第五,哲学为认知科学提供方法论指导。虽然哲学吸纳认知科学实证和实验分析的方法,但是哲学的传统方法对认知科学的研究的启迪作用是事实存在的。哲学中传统的方法主要有争辩的方法、概念说明的方法和反思批判的方法。以柏拉图为起点,西方哲学发轫于争辩中,争辩是哲学最重要的工具。认知科学所关涉的诸多问题都涉及到哲学的争辩。许多认知科学家如塞尔、福多、普特南、瓦雷拉等,他们都是论辩高手,他们就认知科学和心智哲学中许多问题如心身问题、意向性问题展开热烈且机智的争辩。认知概念在认知科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认知概念是认知判断和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在认知科学中,认知科学往往关注从经验或者其他概念中获取新概念的具体过程。但是,对于这些概念,哲学家并不像认知科学家那样,他们是运用逻辑和概念分析的方法对认知科学的概念进行审视,分析和探讨的。另外,哲学还具有反思和批判的功能。在认知科学中,哲学家对认知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反思批判并在逻辑和意义上检验其确定性。主要表现为:首先,针对现实,提出不同的前沿性观点,从而使认知科学不断地面对新问题。其次,反思问题的细节,从各个层次进行分析评价,随时纠正错误,使认知科学逐步深入。

  认知科学与心智哲学相互渗透是必然的趋势,从认知科学诞生之日起就明显地表现出来。认知科学视野中的心智哲学与过去的心智哲学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心智哲学是认知科学的哲学,它是建立在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基础上的关于人类心智的哲学研究。心智哲学研究的问题也包括:身心问题、意识问题、心智与脑、心智与行为主义,心智与计算主义、心智与因果结构等等。今天的心智哲学研究这些问题与传统哲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心智哲学吸收了认知科学包括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文化进化与社会科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所以心智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是哲学的思辨,而是在认知科学特别是脑与神经科学发展基础上,对心智与认知问题所作的的哲学分析和解释。

  在谈到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关系时,我们不能回避的一点是,认知科学与意向性的关系。因为:“[当我们执行认知任务时],我们时常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对于使一个记号成为有意义记号的东西如何给出它的似真说明。这是意向性问题。在创立认知科学时无法回避这个问题。”[12]意向性问题在心智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有一些人认为意向性是研究其他问题的基础,提出了意向主义(intentionalism)的说法。英国哲学家科瑞(Tim Crane)就说:“我们的心智观念是由意向性(心智指向对象)观点统一起来的。意向性是所有心理现象并且唯有心理现象才具有的心理标志。”[13]“[意向性问题]是当今心智哲学的核心问题,许多别的哲学问题都围绕着这一问题:心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思想和语言的关系,我们相互理解的本质,意识问题和思想机器的可能性。”[14]

  从心智哲学言语行为理论的兴起,哲学发生认知转向这一事实也说明:如果不仅要在关于意义和指称的理论中、而且要在其他哲学研究领域中也取得进展的话,诉诸意向性概念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认知科学和心智哲学发展的情势下,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意向性的问题。认知科学背景中的意向性研究总的方向是采取自然主义进路,我们主要分析表征意向论、解释主义意向论和行动哲学意向论来阐明这种发展线索及其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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